在这场政治运动中，黄炎培这个辛亥革命的元老、五四运动的勇士，民国时期的大教育家，中国民盟的创始人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他的家庭也未能幸免。

  黄炎培的子女，大都是海外留学归来的科技精英。反右斗争这个政治横祸，突然“成捆”地砸向了黄炎培的家。

  黄家共有七个成员被打成了，全家立马被这从天而降的“成捆”横祸，砸呆了，砸傻了。

  在“成捆”的政治横祸面前，黄炎培的妻子姚维钧，这个民国时期的知识女性，这个知书达礼的贤妻良母，忍辱负重地安慰子女们。

  同时，她对子女们说，绝对不能把自己被打成的悲剧，告诉父亲黄炎培。绝不能拿别人造的“孽”，反噬和伤害自己的父亲。

  所以，黄炎培只知道被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的三子黄万里（留美水利专家），还有被免去中国建材科学院副院长的四子黄大能（留英建筑材料专家）这两个儿子是。

  他还不知道，家里还有另外五个子女、女婿等人，也被打成了分子。知子莫如父，知女莫如母。

  在父亲黄炎培的眼中，被打成的儿子，政治上是天真的“小白”，专业上是顶呱呱的翘楚。

  特别是三子黄万里，专业优秀，心底透亮，眼不容沙，耿直直言。他更是父亲黄炎培的骄傲！

  黄万里，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、伊利诺伊大学博士，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，清华大学教授。

  五十年代，国家一号重点水利工程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请苏联老大哥帮助设计的。

  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有两大宏伟目标：一是，人定胜天，黄河变清；二是，建好后的年发电量，要超过解放前全国一年的总发电量。

  当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三门峡水利工程议案时，全体人大代表都激动得站了起来，心潮激荡，热血澎湃。以一波又一波雷鸣般的掌声，表达心中涌动的喜悦！

  此时，黄万里却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天真无暇地多次倾情上书全国人大和国家有关部门，以其常识和专业为依据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通俗易懂：

  黄河，从青藏高原一路向下，穿越黄土高原。奔腾的河水冲刷着黄土，河水由清变黄，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现象，顾名思义叫黄河。

  黄河能变清吗？黄河永远是带泥沙的，永远是黄的，永远也不可能变清！三门峡水利工程能达到预期的发电量吗？不可能！

  因为，黄河水裹挟着黄土，黄土会变成泥沙沉淀在三门峡水库里。沉淀的淤泥会逐年增多，水库的容量会逐年变小。三门峡水库发电的容量，不可能达到图纸上设计的标准！

  1957年7月，国家召开三门峡水利工程研讨会。会上有70名全国相关专业的专家参加。

  面对着苏联老大哥违背科学、专业和常识的设计的具体方案，面对着国家的议案，专家们为了讨好苏联老大哥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大家都睁着眼睛，昧着良心唱“赞歌”！

  此时，只有黄万里那颗“中国良心”，仍在跳动，仍在热血。在十天的论证会上，他用了七天时间，以一当百，舌战中俄群儒！

  而且，他和中国“力学之父”、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，成为了被人民日报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公开点名批判的清华大学两个最大的！

  看着人民日报批判他的文章，黄万里仍心不服，嘴还硬。他说：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，但地球仍然围绕着太阳在转；我成了，但黄河仍然是黄的，仍然是带泥沙的！

  五十年代，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，国家非常穷。1957年全国财政支出305亿元，仅建设三门峡水库的预算支出就是15亿元。

  因为，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建设材料，都是从苏联进口的。在与苏联的易货贸易中，中国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，一吨猪肉换一吨钢材。

  所以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，三门峡水利工程是全体中国人民，勒紧裤腰带，从嘴里一口一口省出来的！

  1959年，黄万里作为，被下放到密云水库工地劳动改造。这个留美的水利专家、清华大学的教授变成了水利工地的民工。

  他白天在工地上挑土运沙， 晚上跟民工一起，挤在四面透风干打垒的地窝子里。

  加上刚好是全国闹饥荒的那三年，工地上的民工们更是饥饿难熬，许多人都浮肿了。

  黄万里的妻子丁玉隽，早年留学日本学医，几十年来，一直跟随黄万里相夫教子。

  丁玉隽在一旁默默地看着，不停地抹着泪。这可是昔日堂堂正正的清华大学的大教授啊！时代和环境确实能够改造人，温文尔雅的教授与狼吞虎咽的民工，都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。

  当苏联老大哥成了苏修后，苏联老大哥设计的三门峡水利工程，也走下了神坛。当初人们虔诚的顶礼膜拜，也褪去了昔日神圣的色彩。

  人们才敢反思苏联老大哥设计中存在的问题，并说出了一句天大的实话：全苏联没有一条像黄河一样，亘古不变带着泥沙的河！

  由于水库淤泥严重，三门峡水电站原定装八台发电机组，后被迫一减再减机组的数量。

  “地上”河，就像一把达魔利斯克之剑，高悬在陕西渭河流域，并直接威胁到西安市和周边上千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。

  而地下水位的变化，又导致原富饶的陕西渭河平原，土地严重盐碱化，农民苦不堪言。

  陕西省不断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，反映真实的现状，以及存在的巨大风险和问题。

  1962年至1964年，中央召开了四次会议，专门研究三门峡水利工程存在的问题。

  “在三门峡工程上我们打了无准备之仗，科学态度不够。专家中不同的声音和意见，都被人为地忽略和压制了。”

  1964年，在春节座谈会上黄炎培见到了毛主席。因为与毛主席曾在延安窑洞有过著名的历史谈话，有这段特殊友谊的垫底，黄炎培向毛主席谈了爱子黄万里的问题。

  毛谈笑间轻松地说：“你家也分左中右嘛！你儿子黄万里《贺新郎》的诗，我看过了，写得很好，我很爱看。”

  在延安清华大学也想借这个机会，给黄万里摘掉的帽子，但要求黄万里写一个检查。

  黄万里非但不写检查，还提出了一串反问：我写了检查，黄河就能变清吗？三门峡水利工程并没什么高深的学问，为什么这一个国家这么多知识分子都不说真话！

  为了真理，就是不低尊严的头！这就是黄万里！这就是那个年代已经濒临绝迹的知识分子的风骨！

  哎，不“低头”的黄万里 ，既堵了组织下台阶的路，也堵了自己摘去帽子的路！

  1966年，“文乱”开始后， 黄万里的处境就更加糟糕了，他们家也被另外两户人家占用了。

  对黄万里的批斗一直在升级！最后，硬是将这个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 ，升级成了美帝派来的特务。

  没完没了的批斗，最后将黄万里斗得精神恍惚了，连他本人都觉得，自己真的是美帝派来的特务了。

  几十年过去了， 黄万里的妻子丁玉隽在谈到这段不堪回首的噩梦时，仍然心有余悸！

  此时，国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，急需有真本事的专家，呼唤有学问的知识分子。

  1980年2月26日，黄万里这个中国杰出的水利专家，终于摘掉了帽子了！

  黄万里与中国“力学之父”钱伟长，这两个全国公开点名批判的，成了清华大学最晚摘帽的两个。

  黄万里摘帽的文件，只有寥寥47个字：黄万里同志原划问题属于错划。经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。恢复政治名誉，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。

  47个字！黄万里和全家老老少少几代人，为了这47个字，苦苦煎熬了二十二年，等待期盼了二十二年！

  水电部部长钱正英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负责全国的水利建设，晚年时，她曾说了一句发自内心的良心话：新中国水利历史上，应当讲教训最深刻的就是三门峡工程。

  校方想聘请黄万里这个解放前的老教授，水利界的泰斗带博士，黄万里愉快地答应了。

  他们都是生在红旗下，伴随着各种运动长大的，因此，一些人从小就耽误了全面完整的基础教育，知识结构是不扎实的，知识面是狭窄的，还有人看不懂外文资料。

  黄万里认为，他一生都是靠真本事吃饭，靠学问教书育人的。他是骡子是马，全世界都知道！

  所以，他坚决不写当博士生导师的申请报告。当然，最终博士生导师的资格，也与这位学界泰斗永远告别了……

  黄万里在清华大学的师生中，德高望重。一开始，博士论文答辩时，其他教授都积极请他去做论文答辩的评委。

  可黄万里这个评委，根本不懂得“现今”社会。他永远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一丝不苟地当评委。

  不“放水”的结果是，大家心里都十分佩服他的学问和知识。但行为又是诚实的，那就是大家再也不请他当评委了。

  黄万里，当然也知道这其中的原因。他说，我就是要维护清华百年的品牌，维护清华博士的含金量！

  这位九十岁的耄耋老人，自知来日不多了，与学生谈起了长江的事情。说着说着，老人家竟像一个学习优秀的幼童，看到自己做的试卷，被打的全是红色的XX。

  2001年8月27日，黄万里带着对长江的牵挂和试卷，推开了天堂的大门，轻轻地走了进去。

  黄万里：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，因反对三门峡工程成为清华大学三大之一，后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。

  丁玉隽：同盟会创始人之一、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儿，黄万里的妻子，早年留学日本，后就职于清华大学。

  我的丈夫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，他是民主人士黄炎培第三子，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，1934年赴美，相继在康奈尔大学、爱荷华州立大学、伊利诺大学学习，1937年春学成归国。

  1937年黄万里回国乘坐的轮船经过日本，此时正好是我们放春假的时候。先前我们每次回国都是坐日本船，我有一个同学是上海人，她很活跃，她说我们这次回去坐坐美国船，看看美国船的服务怎么样。我们就选了从美国经过横滨的船，而这艘船上正好坐着黄先生。

  我们从东京坐火车到横滨上船。我们一群女孩子，和黄万里他们一群从美国回来的男孩子就这样相遇了。

  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。我与黄先生之间相差6岁，我当时就觉得他是年纪很大的人，一定很有社会经验，但对他没什么好的印象。我觉得我比他小那么多，他把我当小孩子看待。他童心未泯，非常天真诚恳，感情丰富，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放心。在船上度过两天一夜，走的时候大家互相留了地址。

  后来，他从南京下了火车，提着他的小箱子，拿着他的履历表，就来找我了。我都差不多忘记了，我觉得他是挺老成的一个人，但没有觉得可以和他做朋友。我还在念书，在女子学校也没有接触过男孩子，根本没想过要找一个男朋友。

  第一次他来我家时父亲没看见，第二天再来时，父亲看见了就问我，怎么认识的？我说在船上认识的。父亲又问我，他是啥地方的人？我说他是上海人。父亲说，上海人是靠不住的，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让他到家里来。我说，我又不是只给他留了地址，而是给大家都留了，以便以后互相联系。父亲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：“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。”

  当时南京有一个单位接收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专业方面技术人才，我姐夫也在这个单位，黄先生就认识了我姐夫，通过我姐夫找到我们家里来。姐夫和姐姐正筹备结婚，我们大家经常凑在一块儿玩。父亲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黄炎培老先生知道后，找来一个朋友提亲。但那个人不敢跟我父亲说，怕被父亲回绝了，耽搁了几个月，后来黄老先生又找了我父亲的秘书陈希豪来说。陈希豪与黄老先生有交情，挺仗义，父亲非常信任他，因此就同意了。我也同意了。

  后来抗战爆发，上海打仗了，南京开始撤退。我就回不了日本了，也没有地方可念书。中国在战乱的时候，有女儿的都要赶快出嫁，免得麻烦。我当时无所谓，觉得黄先生挺老实的，比较靠得住。他喜欢比较自然、比较朴实的人。如果按照他当时的情况及他的关系，他能够找到很漂亮的女大学生，但他没有这种想法。

  后来国民政府瘫痪了，很多人都往后方撤退，我们家也退到了庐山。当时黄万里已经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，要去四川。他开着他父亲的破吉普车来庐山与我结婚。由于是在战乱，婚礼很简单。当时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从南京迁到武汉。婚礼后，我们也要路过武汉去四川。本来那是一辆破汽车，可黄老先生舍不得，就让他把车开到武汉。然后他开着车，过了九江，但车开到长沙坏了，没法再修，就把车丢在了长沙。之后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。

  我在武汉见到了黄老先生，他特别高兴，给我们做了很多去四川的准备工作，到宜昌的船也是他让我们办理的。从武汉坐船到了宜昌，但民生公司没有船了，我们只好租了艘木船，逆流而上。这是很危险的，很容易翻船。幸运的是，没走多久就碰到从南京来的家属逃难大船，我们丢了小船上了大船。巧合的是，我们家人正好就在那艘大船上。

  四川8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8年，我们6个孩子有5个是在四川生的。第三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工地上；黄先生在三台整治涪江航道，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在那儿生的。

  我们住在江边的高坡上，茅草屋。1940年三台被轰炸过，我们住在三台县城一个银行行长的房子里，当时我和孩子们就在门旁边。房子对面的街上爆了一个小小的炸弹，幸好没有伤着人。如果炸弹再多投一个的话，我们就麻烦了。后来，他们水利局的人都去收拾炸弹留下的残渣。

  在四川期间，货币贬值严重，工程人员很难靠薪水生活，因此黄先生就组建了长城公司，承包工程，包括为美军建机场、修宿舍。美国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去轰炸日本军。但这个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就结束了，工程人员各奔前程，黄先生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门。

  水利部门先派他去江西，后来又派到甘肃做水利局长。我们刚到甘肃的时候特别不喜欢那里，后来住了一段时间，发现那地方很好，夏天很凉快，没有蚊子，有各种瓜，比如哈密瓜。他在那儿大干了一场，把老部下都带过去了，做了好多工程。他二哥黄竞武在上海被害后（编辑注：黄竞武为黄炎培次子，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的父亲。在上海解放前夕被特务逮捕杀害），省主席对他很好，说你赶快走，不走要出问题。他就把我们送到上海。当时上海已经被围攻，我们半夜下了飞机出不了机场，第二天清早才出去，后来我就在上海等到解放。他从甘肃辞职，去了香港，之后从香港到了上海。

  1949年，上海刚解放，东北农林部就到上海来招聘建设东北人员，黄万里去应聘了。我们8月份离开上海，9月18号到达沈阳。他在东北水利局做了一个冬天，1950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学。

  在唐山，黄先生开始尝到政治运动的滋味。黄的同事沈智扬被扣上“贪污”的罪名，黄先生对他说，“你要是贪污了就必须承认，但你要是没贪污，也不要瞎说一气，瞎说也不好。”这话被工人听到后，黄万里遭告发，成了被怀疑与批查的对象。

  1953年，全国院系调整，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。1956年，黄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“三门峡”规划方案，坚决反对上马“三门峡”工程。他在大会上说：“你们说‘圣人出，黄河清’，我说黄河不能清，‘黄河清’，不是功，而是罪。”《中国水利》却在1957年第7期刊登他们当时开会的情况，包括他在会上的发言，第8期却是批判他的文章，第9期还是批判他的文章。人家怎么批判他，他当时在会上怎么说的，都是历史事实摆在那里。

  现在，三门峡的问题是已经明摆着的了，各种杂志、网上都有很多材料，大家都看见了。在他活着的时候，没有人认为他的意见很重要。

  1957年春，黄万里在清华校刊《新清华》发表短篇小说《花丛小语》，批评“三门峡”工程。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。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分子的处分决定时，他说：“伽利略被投进监狱，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！”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他说这样的话，但这样的意思肯定是有的。

  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胡家博、李亚莉和当时的学生党治国、李晓凤、张锡彩等人，也因为黄万里辩护而被打为“”，特别是党治国，受了很多苦，还差点被枪毙。黄先生虽然在单位遭到批判，但他回家后照样干他的，看书、洗澡、出去遛达，这些遭遇不妨碍他，不影响他。

  他被打为之后，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。我去工地看他，住在半地窖里，又冷又饿。直到1960年才从工地撤回来。

  那时正是生活紧张的时候，我们住在清华解放前盖的新林园平房里，院子很大。他就在院子里种玉米、南瓜、各式各样的豆子，虽然以前没种过，但种得好极了。甚至到1964年的时候，还剩下几百斤老玉米，后来都喂鸡了。北大有几个男同学，每个礼拜都来吃一次。闹得最厉害的时候，我们被赶出来，职工抢进去住了，一所房子住两家人，院子里盖了很多小房子。

  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后，清华附中的来抄了我们家，没有抄到什么。8月24日，我被校医院叫去开会，开完却不让我回家，让我在办公的地方坐着。等我回家一看，黄万里已被打得浑身是血。

  后来黄先生自己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，具体写的什么，我记不清了，但肯定是反映清华打人的事。我把这条子送到国务院接待室去。几天后，上面派人来清华宣布，不准打人。

  1969年，我们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血吸虫疫区，后来有些人得了血吸虫病。我们住在像兵营一样的大仓库里。黄万里被斗得精神恍惚，连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，还给大女儿写信，让大女儿帮助回忆一下，自己是不是特务。

  1970年6月的一天，黄万里中暑了，发高烧，但两个头头折磨他，说，要到39度才可以不干活。

  1971年，我们才从江西回到北京。但黄万里仅仅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后，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。他身体不好，前列腺出了毛病，甚至会出现了血尿。“”垮台后，他回到北京治病。

  1978年，清华大学三大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帽子。那时他已经退休，实际上应该是离休的。

  1949年10月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算离休，而他1949年8月在上海参加过招聘团，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，那时起就享有供给制，没有工资。但清华没有管他这一段历史，改为退休了。当时小女儿生小孩，我正好去美国。走的时候，我说你一定要知道你应该是离休而不是退休，可是清华还是给他办了退休手续。我回来说不对，让他们去调查，他们调查了一年多，没有结果。

  后来当过清华校长、以前在东北农林局管水利的刘达说，你们别调查了，我知道黄万里何时到的东北，他是1949年9月到的，应该算离休。清华才停止调查，给他改为离休。

  离休是一种政治待遇，还有工资差别，离休是100%，退休是80%多。而公费医疗，离休是可以全部报销的，这一点很重要，要不是离休待遇，后来他五次手术，连工资都不够。

  虽然离休了，但黄先生仍然要上课，要发表他的意见，发表他的论文。没有别的意图，不是说他上课，要给他加工资。解放前他就是二级工程师(教授)，而他去世的时候还是二级工程师，这些他不计较。但这是资历的问题，一直是二级工程师，那你这个人几十年干了什么?

  当时，学校让他申请带博士。他说我有资格带博士，我不用申请，要考虑我的资历，考虑我的学识，你们认为我能带博士，那就应该聘请我，而不是我来申请。他不申请，但学校有关方面说，假如你不申请的话，就不能带博士，所以他就始终没带博士。

  80年代上马三峡工程，他一开始就反对，写过好多文章，给每一个总理上书，写他的意见，一直到他写不动还在写，也不管他的身份。他说，我只管写，听不听、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。

  1998年长江洪水后，黄万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，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，列出讲义，要求上课。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，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。黄先生很高兴。那一年他88岁，身患癌症。他指定要穿白色西服，打上红色领带、戴着黑色领巾。他觉得讲课不容易，要穿得整齐，才能提高学生注意力。他坚持站着讲课，自己写板书。

  2001年8月20日，清华大学水利系为黄万里举行90周岁生日祝贺会。之前，他表示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，但19日开始发高烧，没能去成。27日，就去世了。

  2004年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诚的《长河孤旅——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》。这本书写了很多材料，都是有根有据的。(黄万里)他写东西，年月日肯定是要写上的。这是他一贯的习惯，也是他父亲黄炎培的习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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